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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1949到1976(38):人民公仆焦裕禄只有小学文化为何令人敬仰 百科阅览

时间: 2023-12-24 19:01:51 |   作者: 新闻中心

  导读:上世纪六十年代,我们遭遇了十年艰难时期,但是在这十年里,我们创造的成果极其辉煌,我们不但没被整垮,而且还拥有了“两弹一星”,在这十年里也英雄辈出,这其中就有人民的好干部焦裕禄。然而,当我们将那个时代的真相呈现在众人面前时,今天的佞人们跳出来说这是在美化那个时代的苦难。

  这些军阀混战的目的是为了抢地盘,这里无论是谁来,都是尽其所能搜刮那里的百姓。

  生在这样一个乱世,没有幸福可言,只有悲惨相伴,而焦裕禄就出生在这样的乱世。

  1922年8月16日,焦裕禄出生于山东省博山县崮山乡北崮山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

  1932年,焦裕禄的家乡遭遇灾荒,对他们这样的贫农家庭,无疑是雪上加霜。

  今天11岁的孩子还在学校里读书,而焦裕禄则只能在家种地,遇到农闲时就做点小生意,靠卖菜卖油来帮家里减轻负担。

  1937年,“七七卢沟桥事变”爆发,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,焦裕禄的故乡山东博山很快就被日军占领。

  为了分担家庭的负担,15岁的焦裕禄便到黑山煤窑当小工,每天十几个小时的重活,得到的仅仅是一点橡子面,但这点儿食物连他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饱。

  1941年,焦裕禄的故乡又遭受旱灾,他的父亲因官府催捐,被逼无奈只得悬梁自尽,此时的焦裕禄才19岁。

  1942年,年满20岁的焦裕禄被日军抓到,押送到辽宁抚顺煤矿当苦力劳工。

  在日本鬼子和汉奸的刺刀威逼之下,焦裕禄每天在煤窑里干15个小时之后,和他住在一个工棚的二十三人中,两三个月里,就有17个人被折磨死去。

  然而,就在这一年,博山又遭旱灾,焦裕禄只得带着妻子外出逃荒,流落至江苏宿迁,在这里给一个姓胡的地主当长工。

  地主与日本鬼子和汉奸都是一丘之貉,剥削和压迫无处不在,即使焦裕禄在生病的时候,地主依然逼迫他干活。

  焦裕禄与雷锋一样,他们的人生经历都悲惨凄凉,这也是为什么日后他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底层原因,因为经历了旧社会的苦难,让他们更加愿意投身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。

  他们的人生经历让他们深刻明白,旧社会没有把他们当做人来对待,而新中国给了他们崭新的人生,如同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。

  正因为他们自己的命运多舛,才会更加同情那些穷苦的劳动者,这就是今天的佞人们所不能理解也不愿意理解的阶级情感。

  此时,我们在山东已经有了根据地,而焦裕禄也终于找到了自己阶级的组织,他在村里担任民兵班长,带领民兵打土豪除汉奸,配合部队消灭敌人。

  “是人民群众的救星,没有,革命就不能胜利,穷人就不能翻身。我要听毛主席的话,跟走,为推翻旧社会,建立新中国,实现而奋斗!”

  焦裕禄入党之后,被调到八陡区武装部任干事,在武装部工作期间,有一个时期民兵缺乏弹药,他就根据上级指示,带领大家积极学习怎么样自制地雷,如何布地雷阵。

  焦裕禄的文化水平算起来也只有小学程度,但是今天我们饱读诗书的大学生与之相比,并不能与之相提并论,重点是很多人都不懂国情,同时缺乏社会实践。

  1947年春,盘踞在山东淄川、博山、章丘三个县的还乡团纠合一起,准备扫荡崮山根据地。

  当时处于敌众我寡的形势,力量对比悬殊,需要主力部队增援,但时间却不允许。为了迷惑敌人,焦裕禄想出了一个智退敌人的办法。

  他派出6名同志,在黑山和岳庄一带的民房门上,用粉笔写上“八陡某团某营驻”、“某团某营某连驻”等字样。

  当敌人经过此地时,见到民房上的粉笔字,大吃一惊,以为的主力部队即将赶到,于是慌忙下令后撤。

  等到敌人弄清虚实时,我们的增援部队已赶到,由此粉碎了还乡团的阴谋,保护了崮山根据地。

  1947年7月,焦裕禄被调到渤海地区集训,分配到淮河大队一中队任班长,之后随军南下,开辟新的解放区。

  1948年2月13日,南下工作队到达河南境内,焦裕禄被分配到尉氏县彭店区,他在这里发动群众,建立新的根据地。

  在这里他坚持依靠贫雇农,广泛发动群众,作政治宣传工作,在彭店区委的领导下,建立了农会和民兵组织,没收了地主的浮财,分了地主的土地。

  焦裕禄根据上级指示,组织带领担架队,在尉氏县支前总队部的领导下,投入了支援淮海战役的斗争。

  淮海战役结束时,豫皖苏五分区奖给焦裕禄所在的大队一面“支前模范”的锦旗。

  1949年春,焦裕禄被任命为尉氏县大营区副区长,负责剿匪反作,同这里的土匪恶霸进行斗争。

  1952年春,焦裕禄调陈留团地委任宣传部长,参加地委工作组到杞县搞土地复查。

  此时,“一五计划”开启,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,党从每个方面抽调大批优秀干部,派往工业战线月,焦裕禄响应党的号召,调到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参加工业建设,任厂筹建处资料办公室秘书组副组长,负责搜集洛阳的水文、地质、气象等历史资料,为选择厂址提供科学依据。

  1954年8月起,当时只有小学文化的焦裕禄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深造,之后在大连起重机厂机械加工车间进修。

  今天的佞人们瞧不起那时候文化程度低的干部,但今天这些佞人们又做出过什么贡献呢?除了搬弄是非之外,他们啥也不是。

  1956年7月至10月,焦裕禄在《起重机厂报》连续发表了题为《减速机工段党小组是怎样保证完成计划的》、《对工段长工作方法的几点体会》、《谈谈前方竞赛中的问题和意见》等文章,强调了党的核心领导作用,提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,全面发动群众,改善企业管理等方面的意见。

  11月11日,《起重机厂报》登载了“机械车间被评为前后方竞赛优秀单位”的消息,并以整版篇幅刊登了焦裕禄写的《机械车间三季度竞赛总结》。

  1956年底,焦裕禄学成归来,返回洛阳矿山机器厂,被任命为一金工车间主任。

  1958年春,一金工车间进行设施安装,但设施安装没有完全结束时,厂党委却下达了试制两米五双筒卷扬机的任务。

  经过两个月的奋战,我国第一台新型两米五双筒卷扬机被制造出来了,因为生产成绩非常显著,一金工车间被评为全厂的红旗车间。

  那是一个你追我赶的时代,没有躺平与懈怠,因为红旗代表荣誉,那是一种超越物质奖励的力量。

  1959年春,洛阳矿山机器厂全面投产,焦裕禄任厂里的调度科长,担负起全厂的生产调度任务。

  此时,我们正经历三年困难时期,而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期间,焦裕禄患上了肝病。

  当时的兰考县有90多万亩土地,却一片荒芜,两条黄河故道横贯全境,到处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黄沙,到处都是内涝的片片洼窝,里面结着青色的冰凌,这里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。

  这一年的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,秋天又淹坏了30万亩庄稼,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被碱死,全县的粮食产量降到历史的最低水平。

  焦裕禄认为,改变兰考的面貌,干部是关键,如果干部不作为,那么人民群众就只能懈怠。

  为此他深入群众,全方面了解灾情及其原因,寻找救灾办法,拜群众为师,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,真正将改变兰考的面貌作为自己的责任,他相信自身可以带领兰考36万勤劳的人民走出困境。

  1963年1月,焦裕禄在县委扩大会议上,要求各级领导同志要带头到困难村去,与基层干部同甘苦共患难,为改变贫穷的地方面貌作贡献,为基层干部作榜样,实际做到心不离群众,身不离灾区。

  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,焦裕禄召集县委委员开会,人到齐之后带着他们去了火车站。

  “他们绝大多数人,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。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,不能责怪他们,我们有责任。党把这个县36万群众交给我们,咱们不可以领导他们战胜灾荒,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......”

  回到县委后,焦裕禄拿出了老人家的几篇著作,组织大家学习《为人民服务》、《纪念白求恩》、《愚公移山》等文章,鼓舞大家的革命干劲。

  “兰考这块地方,是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,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,就把它让给敌人,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战胜灾害?”

  统一了思想,坚定了信心之后,县委领导干部纷纷走出县委机关,到重灾村调查研究,通过走、看、问、记,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。

  风沙、内涝、盐碱是兰考的“三害”,要想改变这里的面貌,就必须治风、治水、治碱。

  1963年2月,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治沙、治水、治碱的斗争,成立除“三害”办公室。

  县委先后抽调了120名干部、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一支三结合的“三害”调查队,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、查风口、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。

  当时焦裕禄的肝病已经很严重,但是他依然加入到这支调查队的工作中,经过120多个白天和黑夜的奋战,跑了120多个大队,跋涉5000多里路,终于摸清了兰考“三害”的底细。

  了解清楚“三害”的问题根源之后,县委制定出了切实可行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规划,焦裕禄在规划上满怀激情地写道。

  “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。面对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,我们有革命的胆略,坚决领导全县人民,苦战三、五年改变兰考面貌。不达目的,我们死不瞑目。”

  这就是老人家那个时代的干部,没有先进的仪器设施,靠着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,理论与实践相结合,拿出了一整套科学治理兰考“三害”的方案。

  虽然有了方案,但是要从根本上制服“三害”,必须进一步发动群众,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办法,抓典型、树样板,打一场除“三害”的人民战争。

  为此,焦裕禄决定树立榜样,让大家有能学习借鉴的经验,于是他亲自到最困难的队去调查。

  在城关公社胡集大队和林业技术人员一道,研究泡桐的生产特点,并亲自带头种植泡桐,于是全县人民造起了片片泡桐林。

  他又深入全县农村调查,发现和培养了双杨树、赵垛楼、秦寨、韩村、坝子五个先进典型,让这些先进典型带动别的地方治理“三害”。

  在兰考治“三害”期间,焦裕禄一直都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,自己的办公设备不肯换,衣物破了缝缝补补继续穿,因为他知道劳动人民的生活比他们这些当干部的更苦,而他应该与人民一起同甘共苦。

  1964年春天,兰考人民同涝、沙、碱“三害”斗争胜利前进之时,焦裕禄的肝病也慢慢变得重。

  他在开会和作报告时,经常用右膝顶住肝部,不断用左手按住疼处,有时用一个硬东西一头顶着椅子,一头顶住肝部。最后,他坐的藤椅,被顶出一个大窟窿。

  3月,焦裕禄的病情加重,他不能继续在工作岗位坚持到底了,于是布置好了工作之后,才依依不舍地上了火车,住进了郑州医院。

  在治疗期间,无论肝疼得多么厉害,焦裕禄从来都不让护士多照顾自己,他一直秉持着干部不能搞特殊化的原则。

  5月初,焦裕禄的肝病更严重,护士噙着眼泪给他注射止疼针,他感到自己的病已无法治疗,便摇摇手说道。

  “小梅,你参加革命工作了,爸爸没什么送给你,家里的那套《选集》,就作为送你的礼物吧。那里面,毛主席会告诉你怎么做人,怎么工作,怎么生活……”

  他在临终前对组织上唯一的要求,就是在他死后,“把我运回兰考,埋在沙堆上。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,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”。

  在焦裕禄看来,他活着没有把兰考治理好,没有让群众过上好日子,愧对当地的百姓,愧对党对他的信任。

  这就是老人家那个时代的好干部,心里真正装着人民,把为人民谋幸福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。

  《人民日报》发表长篇通讯《县委书记的榜样——焦裕禄》,并连续发表社论,高度赞扬焦裕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。

  同年10月1日,老人家又接见了焦裕禄的大儿子焦国庆,周恩来总理也接见了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风。

  这就是老人家那个时代的人民公仆,焦裕禄经历了旧社会的苦难,更懂得劳苦大众的疾苦,身为干部却不为自己谋私利,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,奉献一生也无怨无悔。

  老人家那个时代被两个超级大国封锁,随时面临战争威胁,一代人吃了三代人的苦,只为了今天我们的幸福。

  然而,当我们将过去那个时代的真相展现在众人面前时,今天的佞人们却说我们在美化那个时代的苦难。

  对于这些佞人们的说辞,我们实际上能够理解,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些佞人们的父母,没有把他们生在外国,逼得他们现在只能做一个香蕉人。

  如果你想了解过去那个时代的真相,请关注下一章《信阳事件:四清运动前奏》。